2025年10月的平顶山，风里裹着桂花香，58岁的李建国站在东工人镇的“幸福里”小区门口，手里攥着一张边角卷翘的照片。

 

照片里，23岁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旁边的女人扎着马尾，穿蓝布衫，怀里抱着个啃着苹果的孩子，那是1998年冬天，他们在车间门口拍的，也是他和小马最后的合影。

风里的“债”：27年的执念

他从安徽淮北坐了6个小时大巴赶来，背包里装着妻子煮的卤牛肉、自家腌的咸菜，还有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灰色围巾。“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想把当年的10000块还给她。”

李建国摸了摸口袋里的银行卡，指尖微微发颤，“那钱是她的救命钱，我欠了她20多年。”时间倒回2001年春天。

李建国刚从国企辞职，在淮北开了家小五金店，进货时被骗子骗了3000块，货架上空空如也，房东催着交房租，妻子怀着孕，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。“我翻遍了所有通讯录，只有小马的号码能打通。”

他蹲在店门口，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小时，终于按下拨号键。“建国？”电话里的声音还是当年的样子，带着点平顶山口音的软。李建国喉咙发紧：“小马，借我点钱？”

 

那边沉默了两秒，接着传来清脆的笑声：“多大点事，你把账号发过来，明天一早我给你转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李建国的账户里多了10000元。那时候，平顶山国企职工的月薪才800块，10000元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。

“我后来问她，这钱是不是攒了很久？她笑着说‘我爸给的养老钱，你先用着’。”李建国说，直到后来他才知道，小马的父亲那时候刚退休，每月只有500块退休金，“她肯定是把自己攒的钱都拿出来了，还骗我说没事。”

1991年的车间：那些没说出口的“喜欢”

李建国和小马的故事，开始于1991年的夏天，那年他23岁，从淮北老家到平顶山的“平煤十二矿”上班，被分到机修车间做学徒。小马比他大两岁，离异，在车间做统计。

“那时候车间里机器声大，她总把孩子带到车间，放在角落的小桌子上，自己趴在桌上算报表。”李建国回忆，“我没事就帮她看孩子，给孩子买糖，孩子喊我‘叔叔’，她就笑着说‘以后让叔叔当你爸爸好不好’。”

1990年代的国企车间，像个小社会。两人一起值夜班，小马会把自己带的馒头分给李建国，他则帮着修小马的旧自行车；小马的孩子发烧，他骑着自行车带她们去医院，路上风大，小马把孩子裹在怀里，自己冻得直发抖。

 

他生日那天，小马用攒了一个月的饭票换了块蛋糕，“蛋糕上有个小太阳，她说‘祝你以后的日子像太阳一样’。”“我们没说过‘我爱你’，就是互相照顾。”李建国说，“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女人，从来没抱怨过生活苦。”

1999年冬天，李建国的父亲得了肺癌，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想看着你找个本地的，能在身边照顾你。”李建国知道，小马是平顶山人，不可能跟他回淮北，他是独生子，必须回去。

分手那天，他们在车间门口坐了很久。小马把织了一个月的灰色围巾围在他脖子上，说：“回去吧，好好照顾叔叔。”她怀里的孩子睡着了，小手攥着他的衣角。

“我走的时候，她站在门口挥手，直到我看不见她。”李建国说，“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。”

2001年的10000元：雪中送炭的温度

2001年的春天，李建国的五金店终于有了起色。他想给小马打电话还钱，却发现手机丢了，里面存着小马的号码，还有她发来的短信：“建国，生意好了记得告诉我，我替你高兴。”

 

“我找了所有当年的同事，都说小马后来换了工作，搬了家。”李建国说，“那时候没有微信，没有朋友圈，一旦失去联系，就像石沉大海。”

这些年，他一直没放弃寻找。每年春节，他都会给平顶山的114查号台打电话，问“平煤十二矿有没有统计员”；每次去郑州出差，都会绕到平顶山，去东工人镇的老棚户区看看；甚至托人查了当年的户籍档案，可小马的户口早就迁走了。

“我总想着，她当年带着孩子，怎么凑出的10000元？”李建国说，“是不是把给孩子攒的学费都给了我？是不是跟亲戚借了钱？”这些问题像块石头，压了他20多年。“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经常梦见她，样子，笑着说‘建国，你来了’。”

现任妻子的“底气”：我支持你，我不吃醋

李建国的妻子王秀芬，是他回淮北后认识的。“我跟她提小马的时候，是结婚第二年。”李建国说，“我怕她吃醋，可她听了之后，反而说‘应该的，人家当年帮了你，咱得找到她还钱’。”

这次去平顶山，王秀芬特意给李建国装了满满一背包东西：卤牛肉是她凌晨3点起来煮的，咸菜是自家腌的，还有一盒淮北的“蜜三刀”，“要是找到小马，给她带点，就说我们谢谢她。”